东方配资零售信贷如何穿越经济弱周期？

（本文作者王梦汐为马上消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长期以来，零售信贷业务因其鲜明的轻资本、高分散、弱周期等特征，被视为银行业穿越周期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然而近年来，美国零售信贷市场呈现规模收敛态势。作为零售金融发展成熟的代表性市场，其行业演进、调整逻辑以及应对策略，或将为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中国零售信贷业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一、美国零售信贷市场近况

美国零售信贷市场的调整历程表明，零售信贷“压舱石”作用的发挥，既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合理增长，更取决于风险防控体系的成熟完善。我国零售信贷市场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强化客群分层管理、完善债务处置制度、构建公私协同处置体系、搭建流动性缓冲机制、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前筑牢风险防控防线，既能推动零售信贷市场高质量发展，又能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坚实支撑，真正实现“穿越周期、行稳致远”。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信用卡违约率大概每五年会出现一个峰值。当前，本轮违约率逼近次贷危机水平，且几乎所有种类贷款违约率同步走高，而信用卡作为中低收入人群资金周转的主要方式之一，违约率大幅领先于汽车贷款和按揭贷款。从年龄层面来看，信用卡违约主要集中在30-39岁、18-29岁、40-49岁等年轻群体，与消费贷款覆盖客群相似，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据美国金融监管局的报告显示，目前仅有半数左右的持卡人坚持每月全额还款，超过四成消费者存在部分还款或仅偿还最低金额的行为。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美联储多次加息导致信用利率攀升。2015年以来，美联储进行了两轮大幅加息，第一轮是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历时35个月，加息2.25%，第二轮是2022年3月-2024年9月，历时20个月，加息5.25%。由于加息推高了美元存款利率，间接增加了银行资金成本，所以银行为覆盖成本，同步上调信用卡贷款利率。目前，信用卡利率已攀升至21.39%，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即便24年9月以来美联储进行了多次降息，但对信用卡利率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尚未转化为消费者负债成本的下降。一方面，银行可能认为降息的幅度和持续时间仍不确定，为了维持利润水平，不愿轻易下调信用卡利率。另一方面，纽联储一项研究表明，信用卡核销率与银行其他贷款以及公司债券的违约率高度相关，这也表明信用卡贷款的违约风险无法通过其他贷款市场分散，需要获得风险补偿。因此，信用卡利率居高不下所带来的债务复利使债务人的偿债压力有增无减，致使违约率上升。

二是居民失业率上升与收入预期下降。信用卡的核心偿债主体集中在18-49岁的青年及中青年群体，这一群体恰好是就业市场中竞争最激烈、抗风险能力最弱的群体，其收入稳定性与就业状况直接决定信用卡还款能力。从数据来看，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压力持续凸显。美国长期失业率（失业时长超过27周）从2023年2月的0.63％攀升至2025年8月的1.13％，短短两年半内增幅达79.4％，意味着越来越多劳动者陷入“长期失业”困境，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同时，持续失业救济申领人数自2022年9月的138万激增至2025年8月的193万，增幅达40％，反映出失业群体的“就业复苏难度加大”，依赖救济金难以覆盖日常开支与信用卡债务。

此外，消费端的疲软进一步加剧了偿债压力。美国消费疲软已从低收入群体蔓延至中产阶级，消费者信心跌至数十年来低位，中产阶级及年轻消费者，尤其是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年龄25-34岁的群体，正主动缩减非必要开支。与此同时，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经通胀调整后，高收入家庭收入实现可观增长，而中低收入家庭几乎未见提升。叠加前期加息的滞后效应，消费者财务状况遭受显著冲击，低收入群体储蓄率已降至零，偿债能力急剧恶化，即便当前利率有所下降，这部分群体仍面临沉重还款压力，信用卡违约率难以快速回落。

三是物价上涨进一步推高财务担忧。截至2025年9月，美国物价呈现结构性上涨趋势，核心通胀率维持在2.9%，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显著，低收入家庭压力突出。而关税政策或将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此外，纽约联储近期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物价上涨的预期在9月份上升至3.4%，高于前一个月的3.2%。涨幅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以及学历不超过高中水平的群体中最为显著。物价持续走高迫使不少家庭依赖信用卡覆盖日常开支与刚性支出。

总的来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显著退化。一方面，其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滑，实际购买力持续削弱；另一方面，饮食、出行等刚性支出不断攀升，债务负担持续累积。这种资产负债表的退化不仅反映了美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更凸显了中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周期转换中面临的结构性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正通过信用卡违约率的攀升得到集中体现。

三、对我国零售信贷市场的启示

当前我国零售信贷市场仍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但随着经济转型进入深水区、居民杠杆率逐步攀升、就业市场结构性调整加剧，美国市场暴露的“利率波动传导风险、中低收入群体偿债脆弱性、债务处置机制不足”等问题，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风险预警。立足“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结合我国制度优势与市场特点，可从以下四方面构建前瞻性风险防控体系。

强化客群分层与风险管理是筑牢违约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美国信用卡违约集中于18-49岁中低收入群体的特征，揭示了“客群资质下沉”与“风险管理能力”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商业银行的核心经营逻辑是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即通过合理定价确保收益率覆盖资本占用和风险成本。政策层面应避免利差收窄超速放大风险敞口，始终保持RAROC平衡，确保定价压力可控，具备风险缓释空间。机构则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多维度数据，建立动态信用评估模型，对不同抗风险能力客群实施差异化授信与利率定价。同时由政府牵头搭建跨机构、全流程风险监测机制，针对青年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客群强化精准防控，避免过度授信与债务累积。

完善个人债务处置法律体系是构建“救济与约束并重”制度框架的关键。借鉴美国《破产法》的平衡经验，我国需弥补当前消费信贷债务处置缺乏差异化路径的短板，建立分级分类的个人破产与债务重整机制。对确无清偿能力的低收入群体设立简化清算破产程序，合理豁免无担保债务并明确信用惩戒期限；对有稳定收入的困境借款人推行债务重组，允许协商制定个性化还款计划。同时要划定债务豁免边界，严防恶意逃废债行为，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强化核查，并完善信用记录修复、专业化服务支持、民生保障协同等配套体系，实现债务人救济与债权人权益保护的平衡。

构建“公私协同”的不良资产处置体系是提升风险化解效率的核心路径。我国已形成全国性AMC与地方AMC分层协同的处置基础，这一架构可借鉴美国RTC的集中化处置经验与TARP的市场化激励模式进一步升级。当前需打破以银行自主核销、资产转让为主的单一格局，依托现有AMC网络搭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协同体系。全国性AMC应发挥资本、技术与跨区域处置优势，承接大额、复杂类不良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工具提升资产流动性；地方AMC则聚焦区域内中小微企业及零售信贷不良资产，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精细化处置。同时推广美国PPIP模式的核心逻辑，由政府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基金等政策工具为私人资本参与提供风险缓释。此外需强化法治保障，完善不良资产转让备案制、司法执行绿色通道等制度，破解“执行难”“转让难”问题，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整体不良资产回收率。

搭建流动性缓冲机制与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是防范风险扩散、从源头降低违约的重要支撑。在流动性防控方面，需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核心，构建精准覆盖零售信贷领域的流动性缓冲体系。

一是借鉴美国TALF工具的设计思路，推出针对零售信贷ABS的定向支持工具，由央行向持有优质零售信贷ABS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融资，降低发行方的融资成本，激活二级市场流动性，拓宽银行等信贷机构的资金回笼渠道；二是优化现有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设立“零售信贷流动性支持专项额度”，向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零售信贷主力机构倾斜，重点支持其开展个人住房按揭、消费信贷等业务的流动性补充；三是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与专项流动性担保工具，扩大对中小存款类机构的覆盖范围，同时建立零售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宏观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拨备覆盖率要求，增强机构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要构建“政府主导、机构参与、社会协同”的教育体系，针对青年群体、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不同客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知识普及，从意识提升与权益保障两方面切断违约风险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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