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强调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金财富，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环节、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科技创新全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握大势、直面问题、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走出一条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中国路径。
推动创新体系系统集成
坚持整体性谋划，构建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系统思维强调整体性，是从全局高度统筹各要素、各环节，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科技创新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系统的整体效能不仅取决于单个主体的强弱，更取决于各主体间的网络结构与协同效率。当前，我国科技资源规模庞大，已建成较为完备的科研设施体系，但也存在创新链条衔接不畅、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制约了整体效能的发挥。必须打破组织壁垒和学科界限，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构建统一高效、开放协同、良性互动的国家创新体系。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明确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功能定位，形成梯次衔接、优势互补的体系化格局，促进各创新子系统之间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增益效应。
强化动态性演进，实现创新能力的“能级跃迁”。系统是动态发展的，科技竞争本质上是动态能力的竞争。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整合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我国在部分前沿领域已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但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短板。为此，必须强化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完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汇金财富，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通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持续互动与重构，激发创新体系的“涌现效应”，产生新的系统特性和功能，实现创新能力的“能级跃迁”。
构建开放性架构，形成内核稳固、外圈开放的创新格局。系统是开放的，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关起门来搞创新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必须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构建内核稳固、外圈开放的协同创新格局。对于一般竞争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应坚持开放式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借助国际知识溢出提升创新效率。通过合理开放共享大科学装置、建设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与资源，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则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进行体系化攻关。
促进创新生态有机融合
推动治理模式向“敏捷治理”转型。当前科技发展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和快速迭代的特征，传统的、线性的、计划导向的科研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这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和科技治理方式向“敏捷治理”转型。敏捷治理强调适应性、响应性和参与性汇金财富，要求建立能够快速响应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的科研组织方式；推动科研评价从单一的“论文导向”向多元的“价值导向”转变，更加注重实际贡献和创新价值；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要建立健全创新试错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探索者“撑腰鼓劲”，构建起能够激发内在活力、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的现代化科技治理体系。
实现创新主体“协同作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破除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组织平台优势和带动效应，推动民营企业在重大技术领域突破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有主有次、功能衔接的国家科技力量协同机制。
推动创新政策“系统集成”。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政策聚焦人才、资金、项目等要素配置，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面对新阶段新要求，“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发展需要从依赖“单点突破”的初级驱动，转向依靠“政策集成”创新的高级赋能。要以系统思维对政策体系进行优化，构建目标同向、措施协同、效能倍增的治理体系；主动谋划政策供给的“集成升级方案”，以顶层设计的整体性破解部门博弈的分散性，以协同高效的系统性消解层级传导的损耗性，有效激活创新发展的制度效能。
实现创新效能持续提升
强化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强化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完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扶持力度，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鼓励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开展基础研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通过持续稳定的投入和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能源材料等前沿方向实现重点突破，开辟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动态清单制，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攻关。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揭榜挂帅”制度，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让有能力的创新主体脱颖而出。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国家产业安全保障能力。
营造创新文化，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建设。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创新系统运行提供持久的文化环境支撑。
（江成汇金财富，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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